如此打工 30 年：中国制造业的面孔与时间

占有兵今年 52 岁。1995 年退伍到东莞，第一份工作是酒店保安。100 多人应聘，只招 5 个，他做了 102 个俯卧撑，把其他人全部比下去，才拿到这份工。到今天，他工龄超过三十年，还在上班。

7 月，厚望跑到东莞长安镇，和他录了一期播客。见面之前，厚望一直以为他是全职摄影师，找到了一个可以拍一辈子的主题。事实是，他在当地一家媒体有本职工作，摄影是上班前、下班后、骑车路上顺手做的事，攒下两百多万张照片。

流水线怎么把人拆成零部件，订单怎么碎成小批量，三代打工者各自的算法，一个人怎么在重复劳动里给自己攒出一套观察世界的方法。这些都在三个小时里聊完了。

玉龙雪山下的无尘服 9:09

厚望第一次见占有兵，是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一个酒店。早上起来看日照金山，平台上有个穿无尘服的人，摆出疲惫的表情自拍。当时没认出来是谁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占老师正在拍的一个专题，叫「无所适从」，已经拍了四五年。

无尘服是电子厂过去的工衣，确实有导电功能。他在电子厂有十几年连续的工作经历，在工厂的规划里被安排成一个角色，就一直陷在那个角色里。

一个打螺丝的人，工厂不存在了，AI 时代技能失效了，审美、知觉、味觉、嗅觉也跟着失灵。面对玉龙雪山那种日出金山，人无动于衷。照片里的表情和旅行博主是反的，不是替我自由，是提不起兴趣。

人和社会脱节了。

厚望顺着往下问，人极度高效地像机器一样运转之后，是不是所有属于人的欲望都消失了，只剩动物性，饿了吃饭，累了休息，其他心力都没了。占老师说，这是他拍这组作品的愿望所在，也是他对未来的担忧。

一个人如何被拆成工序 10:47

一个鞋厂工人干了二十多年，对某一道工序非常了解，却不会做一双完整的鞋。手工业时代，学徒最笨，两三年也能独立做一双鞋。现在的逻辑正好相反，流水线要的是你对某一道工序最快适应，人员变动之后，随便来个人就能取代你。

工厂里有专门的工序工程师。产品从实验室做出原型，先做一条试验拉，测试某一道工序能细分到什么程度。能分 500 道，绝对不分 490 道。因为细分越多，人兼顾的东西越少，走神的机会越少，习惯性动作接管之后，出错概率越小，效率越高，良品率也越高。

泰勒制被发挥到极致。泰勒那套东西里，管理者会告诉对照组：现在一小时做 350 个了，你们才做 260 个。心里自然有压力。反复调时间、调人、调器械工具，把无效工序减到最大程度的少。

占老师举了个自己的例子。在电子厂，过去的工作是坐在那儿看显微镜，检查磁头上的瑕疵。后来坐着的工序全部取消，改成站着，因为站着的劳动效率比坐着高。再往后，机器视觉来了：把人看过的那些图片喂给机器训练，机器直接拍照比对，人就被淘汰了。

电子厂是 12 小时两班倒，中间 1 小时吃饭，实际在岗 11 小时。4 小时之内有一次工间休息，10 分钟，可以统一去上厕所、吃饭、闭一下眼睛、缓一下神。占老师最有名的那张照片就叫「工间休息」，女孩望着镜头，工服像腊肉一样挂在四周。

无尘服只露出双眼，工人被彻底去身份化。离岗必须持证，离岗证可能只有一两张，单次时长不超过五分钟。人被高度标准化之后，就变成了人力资源。

在流水线上，人更容易理解何为异化，也更容易理解马克思。但占老师的书提醒另一件事：离开生产线，在管理之外的食堂、宿舍、下班路上，人还是人。

两班倒的时间，和十二层科层制 20:35

农耕是节气时间，轮回的。什么时候播种、什么时候收获，跟着气候和作物生长规律走。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，今天亲戚家办喜事，可以先把农活放一放，人是自由的。

进了工厂，时间观整个换掉。1995 年到 2018 年，几乎所有的制造业工厂 24 小时开工，人分两班换，厂房不停，机器不停。厂房租金相当于减半，只用一半的厂房，每个月要多付一倍租金，24 小时开着，利润就压出来了。

那时候管理成本也很高。占老师所在的工厂最高峰有 23000 多人，管理层级从总裁、高级副总裁、执行副总裁、副总裁，到高级总监、总监、高级经理、经理二、经理一、高级主管、主管一、主管二，下面才是文员一、文员二，再下面生产组长、拉长，最后才是员工。

这么长的链条能撑住，是因为企业有巨大盈利，管理成本分摊到单个产品上极少。占老师在最高峰时做到高级主管。他讲得很直白：向上升汇报时，第一个要考虑自己的饭碗，主管向我汇报时，他也做了筛选和过滤。生产一线的信息到不了最高决策者手里，中间是漫长的筛选、优化、过滤。

1998 年，他买了个文曲星，用小键盘背五笔字根，学会了打字。2000 年进大型电子厂做硬盘和磁头，制造工序本身需要电脑，厂里办电脑培训班，教初级打字、文章排版、Excel 表格。真正冲击科层制的是后来的 SAP 系统。每个关键工序上有二维码扫码器，产品做到哪一道、什么时候开始打包，客户的系统里都看得到。再后来，复杂的科层制被 BU 事业部替代，一个副总裁下面管五六个 BU 的负责人，决策效率提上来了。

订单碎了，工厂也碎了 26:23

现在的流水线上，机器 24 小时不间断自动执行、自动学习，人的参与程度越来越小。振动盘解决各种材料供应，自动物流系统在车间里跑，自动装货、自动上货架、自动打包成很大的一个包装。

黑灯工厂进化最快。前提是成品卖得好、利润率高，有充足的动力和钱去做技术迭代。那套东西都要砸资本开支。

另一个变化是大厂越来越少，小微企业越来越多。一个产品 400 道工序，可能分到 300 个小厂里，每个厂只做一道。夫妻两个人不睡觉，守在机器旁边干，干完交回整厂组装。采购员、司机、仓管员的成本全部省掉。老板夫妻承担了工人、管理者、司机、搬运工、质检员、采购员所有的职能。

厚望说，这太像现在的一人公司了。占老师说，现在的制造业工厂早就走到了这种形式。

原因是订单变了。从大批量少批次，变成多批次少批量。过去是百万级的同一个产品，大流水线细分下去，单个成本降得很快，良品率有保证。现在可能是一万个、五千个、三千个。再用几十条大流水线组织生产，喂不饱。

手机是最明显的例子。半年必须迭代一次，每次迭代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决定企业命运。占老师采访过一个手机厂副总裁，对方说他们生产一代、储备一代，另外还有四代在研发，手里没发出来的永远有六代产品。确定型号之后，材料表 BOM 一出来，就向所有供应商下单，供应商再向他的供应商下单，一层层往下。所以市场上会出现饥饿营销，一部分是确实供应不到，一部分是排期问题。就像餐厅只有十桌接待能力，来了二十桌，每个厨师给每桌先做一两个菜，大家都能吃一点，但谁都不满意。

AI 让白领恐惧，这种替代在制造业发生过很多轮。覆铜板从厚板变成柔性板，折叠屏要求线路板必须软。过去录音机卡座后面那块板子又厚又大，密密麻麻焊满电阻电容电感，现在全集成进 IC。剩下的电容负责在瞬间大功率调度时放电，像百米选手旁边的弹簧，平时充满电等着，需要爆发力时弹射一段。

小厂想活得好，就在细分赛道做成王者。不管你是做镀膜还是做螺丝加工，别人搞不定的，到你手里都搞得定。这背后要持续做技术研发、砸资本开支、做工艺进化。你不知道前端做成什么样，对市场不够敏感，订单会慢慢把你淘汰，因为有更优质、更便宜的供应商。

同样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来大陆的台商，有的活得很好，还能去越南、印尼、泰国、缅甸开厂，有的干着干着就死掉了。差别在有没有做研发。老板过去有很多客户朋友，朋友其实不可靠，你能提供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价格，合作才会持续。

三代打工者，三种算法 53:40

青春明码标价。90 年代加班费一小时一块、一块一、一块二，后来涨到一块五、两块。没有最低工资这个概念，2002 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后才有。

用工方式变了三次。最早是政府选派，在广东省内找年轻的待业青年和农村青年，去蛇口工业区做尝试。那时候一天 100 多港币，建筑工地干一天才 8 块、10 块人民币。后来台商大批进来，让工厂里各种办法来的少数人回老家找人，老板发工资、报销车费，还给一笔奖励。再后来是老乡带老乡，春节回家一个人带五六个、七八个。到 1995 年占老师出来的时候，老板贴一张纸招 5 个普工，来 50 个、100 个，用工方可以挑，条件也更苛刻。

只要女工。手精细，18 岁到 25 岁最合适，身材要好，头脑灵活，手指灵活度要测，不许染发，不许有纹身，有残疾根本没有就业机会。女工心细，能熬，从早上七八点做到凌晨，第二天继续。男工多了要拍拖、要打架、要吃醋、要赌钱，管理难度大，管理成本高。男生能做的只有搬运工、五金厂打磨、机修，偶尔做司机，或者去学模具，但没师傅愿意带。

1995 年到 2002 年，没有劳动合同法，没有劳动条件保护，也是工伤事故最多的年代。机器压坏手，还有矽肺。加班到晚上 10 点叫下早班，12 点是正常班，2 点也可能正常。货柜车在楼下等着装货，就不许下班，每个人发一块面饼，自己拿开水泡一下，吃下去眯半小时，继续开工。有时候连续做两天两夜，做完放半天睡觉，醒来继续赶工。加班越多收入越多，这条逻辑在当时是成立的。

2002 年非典，占老师所在的工厂开始裁员。他以前觉得全球化跟自己没关系，我在长安镇打个工，能有什么关系。结果非典一起，全球对制造业市场不看好，最前端不下订单，代工厂就没活干。工厂已经到很多人坐在生产线上、只给七八个小时工资还发工资的状态，撑不了多久。

裁员那天，保安去银行取了几大铁箱现金，会计部在里面给每个人结算，赔偿金 N+1，装进大信封，信封上写清工资细则和赔偿金额。人事把人叫进会议室，信封摊在面前，签完字，私人物品拿走，保安跟着去收，送出工业园，和工厂断绝关系。

厚望问，那时候失业对产业工人意味着什么。占老师说，首先没地方住，没地方吃饭。还有一个严重问题，外面查暂住证。大厂正规办的还好，有的工厂压根没办，实行封闭式管理，宿舍、饭堂、小卖部、药店全在厂内，邮递员来了收走信件，人不许出去，只有发工资那天可以出去，去邮局汇钱，买点厂内没有的生活用品。夫妻不能在同一工厂，亲戚朋友不能相见，也只有那天能碰个面，外面吃个炒粉、炒个田螺，喝一瓶啤酒。

2016 年他帮深圳一个机构拍第一代打工人，有位 1989 年就来深圳的女性说，她只是最近几年才进过深圳市区。以前要边防证，加班多，进去要花钱，挣的钱都寄回家了，去深圳也没什么事干，在宿舍睡觉就行，不花钱。

裁员的时候，所有行业都在裁，就业市场是充分竞争，对劳工极难。这不是个人努力能解决的事，是周期。2003 年非典过去，市场恢复，工厂被日本 TDK 收购，钱又涌进来。然后是几年烈火烹油，接着是 2008 年。

2008 年那次冲击更大。房地产起来了，一些制造业老板搞多元扩张，抽资金去做房地产，杠杆用得很足，突然转不动，没有钱接续，就倒闭了。那个年代回看，是对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一次淘汰。那时候车间里主要工具是螺丝刀、电动螺丝机、剪刀、镊子，大部分人在流水线上做这些。从那之后，企业意识到只靠巨大的人力，成本只会越来越重：每年要加薪，人的技术也越来越高，技术被人掌控，缺了这个人就干不了。

技术掌握在机器手里，对老板最有利，因为它被资本控制。老板愿意投钱在资本上，不完全是因为看到了产品前景，是因为把技术控在机器里这件事本身划算。这段话放到今天 AI 这一波，仍然成立。

增量就是希望。占老师 1995 年在酒店做保安，450 块薪水，能给家里寄 500 块，因为岗位有客人给小费，有时一百多块，自己留几十块花，再凑 50 块寄回去。妹妹和堂姐一个村的人在玩具厂，这个月妹妹寄剩下的钱，三个月不寄，把堂姐堂姐夫的钱一起先寄回家，一次寄 1000 块。排队寄 300 块很麻烦，一次寄回去，村里人看到，哇，他家寄好多。

工厂的夜间和白天一样亮。在乡村，晚上只有月亮，月亮没有的话，每家点的灯很小，两间房子中间挂一个 15 瓦的灯泡，四个房间都模模糊糊。车间里照得像白天，因为要看清楚产品任何一处的瑕疵，照明成本对整个制造成本可以忽略不计。

代际差异的根源，占老师说得很清楚：父辈的基数一直在提高，增量大，所以幸福。00 后一出道，父母已经把车房准备好了，吃穿都是好的，怎么会满足于工厂三四千块。

80 后是投靠亲戚同乡来的，正好赶上加入世贸之后工厂大发展的时代。2010 年、2011 年他在新疆阿克齐县的工业园拍过工资条，加上加班费，一晚上干到 10 点，一周上六天，能拿到一千来块。

90 后是留守儿童一代，父母在这里打工多年，认识很多同事，熟悉环境，至少能提供出租屋和免费饭食。他们不用一出火车站就得赶紧进厂，否则没饭吃没地方住，可以悠悠哉哉慢慢找。所以有了就业偏好：宁愿在办公室拿 2500，不去流水线拿 3000。

今天东莞一个普通产业工人，招工广告从 4000 写到 8000。这个数字包含加班费，加班费常常占到一半以上，甚至超过基本工资。工厂还有全勤奖，规定上班的时候必须上班，每个月额外给 100 或 200 块，请了假、迟到三次就领不到。流水线能把人捆得那么紧，是因为总有小甜头藏在前面。

厚望问长安镇的房价。2018 年跌下去之前，长安是东莞最贵的，靠近深圳，最高到五万多、将近六万，现在新房二字头。

两百万次快门 1:20:31

2002 年他买了第一台二手胶片尼康 F601，1800 块，工资 1200 块。早期拍荷花、拍日出、拍美女摆拍。2006 年之后，每天把相机背在身上，去做任何工作，能拍一张就拍一张，到今天还挂在脖子上。

最初拍得凶，是因为在工厂做主管，想去另一个工厂看和拍，根本得不到允许。好不容易进去一次，如果像记者那样拍几张就走，下次永远来不了，所以把卡和电全部拍到没有。

拍到十几万张的时候，觉得什么都拍过了，上班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、厂房、厂房外，没动力了。他开始梳理，以时间为经，空间为纬，生命周期为纲，资本对工业区的影响为主线，正向、横向、斜向、反向，收集图片、文字、视频、音频、实物。文件夹有 1200 个左右。

香港教育大学一位叫张子木的博士研究水与人居环境的关系，问他手里有没有关于水的照片。他之前没以水为线索梳理过，一找，在筛选过的照片里找到将近 2000 张，形成一个大专题，24 个小主题：水在工业上怎么用，生活上怎么用，从清澈到污染到治理，水源怎么供给、保护、管理，人和水怎么互动。

厚望问他扫一天街能带回多少张。他说有多有少，工作忙就少，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拍几百张。现在他也觉得硬盘吃不消，找图太痛苦，尽量让每一张按下去基本可用。

盲拍是练出来的。相机挂脖子上，人看别处，对焦和拍摄一气呵成，被拍的人毫无察觉。24 定焦离人二三十厘米，28 定焦比手机还近，拍半身像。自行车把上有两个卡座，一个正方向一个侧方向，手表也能控。他还用强闪光灯拍过两三年，闪光灯一亮，被拍的人不知道光从哪来，也不知道怎么闪了一下，几千上万张。

他说早期在摄影论坛上发照片，被批评构图不对、地平线不平，你都不是拍照的料。他就刻意训练，眼睛不看取景器也能拍平。肌肉记忆跟运动员跳水一样，砸到十万次肯定可以，他现在训到百万次了。

拍摄哲学是这样一句：人生都在重复昨天，拍照也在重复过去。重复是建构的开始，真正梳理、编辑、输出图片和展览的时候，才是重构的开始。拍摄的时候不深度思考，功利性越强、目的性越强，当天看到的东西越少，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不值得、那个不值得。等有一条新线索，就能回到资料里。

废片会重新变得有意义。过去一张闭眼的照片，觉得太糟，扔掉。今天觉得它有哲理。随着知识深度增加，二十多年前拍的数码照片像一坛酒，慢慢发酵。

别放弃自己 1:44:57

做保安主管时，他写了十几万字的《保安管理实务》。当时的逻辑很朴素：谁当队长谁最有权威，可以扣奖金、可以吼人。吼完回头想，除了让职位权力暂时发挥一下，没有任何好处，还结下一个仇人。

他要的是系统。哪个岗位、什么职责，组长怎么做、主管怎么做、保安员怎么做、执行机动时怎么做、监控中心怎么做，写清楚，大家都知道，再指出问题才服人。他去找教材，只找到公安系统负责特种行业管理的人写的那种很理论化的东西，没有实践性强的，于是自己写一本全行业都能参考的。

写完之后他想，十万字我也能写，三十万字我也能完成，都是从零建立的。这种信心一旦建立起来，去一个陌生工厂，把老板的意图准确传达下去，建一套完整体系，问题就不大了。

自学也是同一个路子。文曲星上背五笔，一个字一个字敲，到今天他不太打词组。2000 年进大厂系统学 Windows、Office，Excel、Word、PowerPoint 都会，后来学了 CAD 一小部分，Photoshop 自己学。他的原则是尽量少求人，自己能弄的范围里宁愿多费时间，还有一条，**这件事短期不会，我相信长时间内一定可以会**。

同事里有人去英国威尔士读硕士，又读博士，回来劝他也去读。他读了在职 MBA。想法很直接：打工人要往上走，敲门砖要够硬，没有这个做不到高层管理。

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给了他很多指导，说你拍了这么多，如果懂一些人类学，东西的价值会不一样。邓教授来东莞做田野调查，让他带着去看工厂，后来去新疆拍柯尔克孜族的集体婚礼也带上研究生，还送他视觉人类学的书。他系统读了费孝通、王德峰、戴锦华、项飙、何伟。

邓教授有句话他记得很清楚：做田野调查的人，要成为一个兴致勃勃的傻瓜。别以为自己是智者什么都知道，问的问题越愚蠢，中间蕴含的道理可能越深刻。

他还讲了一个江西井冈山的小老板郭有林。16 岁出来打工，初中文化，别人都叫他小孩子。进电镀厂找不到工作，亲戚介绍进去，跟着一个香港师傅做学徒。那时候工厂里的香港人一部分是高管，一部分是老板，一部分是核心技术人，大陆人懂的还不多。他跟着学，慢慢掌握了整套电镀技术。香港人跳槽把他带出去做主管，后来他自己创业。电镀最核心的是配方，镍、铜、金各不相同，比例是多少，他一点点摸索出自己的配方，现在卖电镀添加剂，还成立了实验室，用最新仪器分析测试质量和配方。产品除了供应国内，随着制造业转移卖到越南、泰国。他当学徒时觉得自己没读高中，别人用电脑学打字，他也去报名学电脑，后来当老板还读高教自考，学大专。

厚望问，打工到底能不能改变命运。占老师说，打工改变了中国的整个格局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有人得到正向加强，有人小幅度提高，有人大幅转变，也有人完全逆转，还有人败得一塌糊涂。

他提到了费孝通讲的差序格局。农耕是熟人社会，讲经验法则，像石头投进水里，一圈一圈的浪，越远越没有威力，和你联系越不紧密。市场经济是信用体系。今天两个人能坐下来聊三个小时，是因为我拍图片做传播，你用声音做传播，我们都在对社会做自己的观察。这种连接在传统农耕结构里不会发生。

厚望问他，如果在平行宇宙走了另一条路会怎样。他说换任何一个赛道，需要这种 365 天不放假的持久努力，他做得都不会太差。

我是永远把自己变成快落水那个状态。

从房顶上掉下来，总要看还有没有抓手。手里还有一个硬币，千万别花掉；饿得最狠的时候，瓶子里还留一点水，等磕得确实不行了才喝掉。永远不把钱花完，永远不把手里的活留尾子。1995 年到 2000 年，他换了五个工作，被老板炒过鱿鱼，也炒过老板鱿鱼，最长做一年，总觉得社会极不安定，需要抓住点安定的东西。写保安管理实务，是因为文字最简单，一支笔、一张纸，哪儿都能写。

对打工人，他说别放弃自我，再艰难的时代都是有机会的，再细小的职场也有更大的愿景，你不去做的时候，看不到这一切。对老板，学习能力强的活得滋润，还在传统时代思维的老板日子难过，要在细分赛道里深耕，做大幅度的替代。对政策制定者，全国三亿农民工，产生了大量流动，基本保障应该跟着人流动的城市一起提供，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。

厚望问他，真能如此打工 30 年吗。他说，在一个工厂打工 30 年不太可能，工厂自己也不一定能活那么久。一个人持续学习、理解社会的能力持续提升，找到新工作经过培训又能上手，打工三十年没问题。

怕的是惯性。每天打卡、进车间、按流程开机器、下班、吃饭、睡觉，明天再来一遍。脑袋没有对社会充分的敏感观察，不知道科技在怎么驱动日常，就最容易被淘汰。他说现在不管 70 岁还是 80 岁，去超市不会扫码，慢慢会感受到敌意。

所有的人生都是一系列错误的道路交叉，最后走到了一条别人没开垦的路。

他每天六点五十起床，扫一两个小时街，八点十分到单位吃饭，八点半上班。没有休息天，没有节假日。T 恤是儿子买的，平时穿活动发的免费 T 恤，十几件轮着穿，牛仔裤 39 块 9，一双鞋能穿几年。钱主要花在硬盘和相机上。朋友问他为什么见面打招呼不理人，他说那时候脑子里正在想事。平时不怎么讲话，能量要蓄积，拍照的时候好好观察，讲话的时候好好讲。

他拍照是看到，回家整理是看见。看到是眼睛晃了一下，心底没起意；看见是心底起意，有脑子的反馈，才形成某种东西。

这套方法普通人也能搬走：持续记录，拍摄时不做预判，积累到一定量再梳理。功利性越强，看到的东西越少。占老师拍了两百多万张，靠的不是天赋，是每天把相机挂在脖子上。他仓库里还收着五六吨老物件，打卡纸、登记表、名片、暂住证、床位证、当年的地图。在杭州做展览，他把入职登记表上的证件照全部翻拍，信息摘录出来重新制作，两千多张同时挂在墙上。走进那片照片的海洋，每个人都是有名字有姓的，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广西，那种触动完全不一样。

他自己也在里面。长安镇就是他的取景框，三十年，一天一天按下去。